咱班好多人都在深圳一带活动吧，看看你体验的深圳是否和文中的一样。
易中天 《读城记》之深圳（摘录）
深圳是特区。
深圳特区很年轻。
年轻的深圳充满青春气息。
深圳无疑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它只有二十来岁的“市龄”，它的市民平均年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漫步在深圳的街头和社区，你不可能像在其他城市那样，看到古老的城门，陈旧的店铺，逼窄的小巷，颓圮的墙垣，爬满青藤的老屋，松柏森森的庙宇，无所事事的闲汉和步履悠闲的老人，而只有崭新的大道，高耸的楼房，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一张张年轻的脸。在这些年轻的脸上，你能读到自信和果敢，憧憬和向往，坚毅和执着，刚健和机灵，也可能读到疲惫和茫然，苦恼和艰辛，灰心和愤懑，但不会有老态龙钟。
这样一种年轻，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使深圳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也使得我们对深圳的解读颇为困难。深圳毕竟曾经是“一张白纸”，而那“最新最美的画图”也才刚刚画出来。刚刚画出来的画图当然会有新鲜感，然而是否耐读却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历史文化名城就像陈年老酒，那么，新兴城市就有可能像易拉罐饮料。太年轻的城市就像太年幼的孩子、太薄的书和太短的故事，能多少有耐人寻味的内容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门，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门，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当然，当你站在深南中路蔡屋围人行天桥上，一面是高耸的地王大厦，一面是大幅的小平画像，你也会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在深圳。但是，一说到深圳的文化特征，我们就会感到很茫然，或者感到那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因为深圳现在还找不到像故宫外滩或胡同里弄那样的城市象征，也没有自己的方言和风味小吃，而它们又恰恰是一个城市文化特征最鲜明也最容易被人把握的外部标识，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
特区总是有些特别的地方。
首先是深圳的建设发展速度比国内任何城市都快。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曾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震惊全国，十年以后，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国乃至亚洲独领风骚。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它的工地围墙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厦是安安静静又干干净净长高的。人们说，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速度，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
飞速发展的经济给深圳人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深圳的农民“先富起来” 他们的人均年收人在短短十几年间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长，富裕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了董事长、总经理或大股东，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深圳的市民也“先富起来” 所有那些当年闯深圳的人，现在毫无疑问地都成了他们同行同学中的“先富”一族。当老板的固然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做文员的也不寒酸。有的买了房子，有的买了汽车，不少人则兼而有之。但他们如果不是来到了深圳，则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无法充饥的画饼罢了，甚至可能连想也不敢想。
受惠的不仅是深圳的市民和农民。改革开放的深圳，日新月异的深圳，差不多是全国最大也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它的大门，一开始就是向全中国敞开的。成千上万的外省市青年农民，离开他们亲切但又贫脊的故土，潮水般地涌向深圳。这些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在为深圳的发展建设贡献青春和血汗的同时，也获得了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效益。无形的是全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形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货币。据说，江西某县打工仔打工妹们每年从深圳寄回家去的钱，就相当于该县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那些当年家家户户“送郎当红军”的革命老区，今天要家家户户“送女闯深圳” 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富裕和先进总是有吸引力的，而“穷则思变”也早已被证明是一个真理。更何况，打工仔打工妹们在深圳“赚”到的，并不只是钞票，还有商品意识、市场观念、管理方法、营销策略、公关手段甚至客户关系等“软件”。事实上，这些在深圳这个现代都市和国际窗口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青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一旦“退役”回家，便有可能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算的。
深圳的成就并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深圳人得到的好处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在这个大约400万人口的城市中，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占极小的比例，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则是仅仅持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口。户籍意义上的“深圳人”，只占四分之一。他们主要是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大多有着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能力，故而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如鱼得水长袖善舞。他们活跃在深》’！的领导层、决策层、管理层和技术层，活跃在深圳的机关、团体、企业、传媒，担任着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公司文员、学校教员等职务，或者开办和打理着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正是他们，构成了深圳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最主要的受惠者。
这些人几乎无可怀疑地是“精英一族”，也大致无可怀疑的是“成功一族”。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到底赚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是怎么赚的。不可否认，有的是靠能力，有的是靠运气，还有极少数靠的是投机取巧和歪门邪道，赚的是“黑钱”。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或者有能力也发挥不出来？为什么同样有能力而且也同样很努力的人，在别的地方就赚不到这么多钱，也没有成就感？显然，这里有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正是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使许多英才长期被埋没，甚至变成庸才。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如果很有能力也很努力，得到的报酬却和那些平庸之辈没什么两样，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就有可能也变得平庸起来。
深圳却基本上没有庸才的一席之地。当然，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庸才，深圳也不例外。而且某些庸才可能还身居高位，某些单位也可能庸才成群。但即便是他们，和在内地混日子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也不认为自己是庸才。因为深圳已经营造了一种“庸才无容身之地”的氛围。人们都相信，在深圳，是不该有庸才的。相反，一个人的才华和勤奋，则多半总能得到相应的、表现为实实在在货币形式的报酬。至少是，在理论上，一个人才如果得不到用武之地和应有的报酬，你还可以“跳槽”，直到找到你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岗位为止。尽管不少人还在找，还在跳，但前途却总归是看得见的，或者是有可能的。因此，他们在深圳获得的最大的实惠，与其说是房子、汽车、钞票，不如说是机会，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并有所作为、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
的确，深圳优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至少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实际上牵涉到一个经济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事实上，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们都一直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我们当然不能说深圳就已经解决了这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难题，但它毕竟在探索，而且初见成效。
